被誉为第二个都江堰的武都引水工程（以下简称武引）以其辉煌的业绩享誉中华大地，各种宣传媒介曾作大量的报道。然而，文革时期的武引总部情况却鲜为人知，一大批老同志当年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工作，他们的敬业精神至今回想起来也令人敬佩。看今日武引纵横的渠道滚滚清波畅流，那其中也有他们许许多多辛勤的汗珠…… 　　1970年干校生活结束后，我被县上抽调到地区武引总指挥部去上班，同去的还有样潼县委甘、李两位副书记和县委政府委“三结合”的所谓编外干部五六个人，据说这是武引第二次上马，第一次是1958年。地委和行署也很重视，专门成立了由一位副专员任总指挥长的总指挥部，总部设在江油武都镇。指挥部由副指挥长、地区民政局李局长（大家称为李老）负责总揽指挥部的日常工作。总部的主要工作人员是由原地委行署抽去的干部组成，除前面提到的梓潼外，江油、三台、绵阳、盐亭等武引受益县均抽调干部在总部工作。这些干部中有县领导和一般工作人员，如江油的池县长也抽来总部。此人很和气，对工作相当负责，我们都叫他池老当（指当过权的领导）。 　　总部设在武都镇革委大院后面一排干打垒土墙盖水泥瓦的平房内。很显然，平房刚搭上不久，土墙的土还未全干，墙角还有青草长出来，实际上是一个简易的工棚，只是门上挂了一个总部的大吊牌，才使这排工棚有了“显赫”的身价。总部办公室、政工组、生产组、后勤组的牌子分别挂在平房的每间屋子。此外，由地区水电局牵头抽调各县水利设计技术人员约20余人组成设计组，在武都旅馆租房办公。在江油北城乡涪江引水大坝处，驻扎有邀来参加引水大坝地基河心钻孔勘探的川西北石油钻探队20余人，并有民工数十人协助，设计组及大坝由总部生产组直接管理。北城乡还有一处总部库房，保管有汽油、炸药、钢钎等，大概岗位重要，特让梓潼的李书记负责保管，但他还得归总部的后勤组领导。还有一个伙食团，设在一个单独的工棚内，虽然只有两口锅，但解决了四五十号人的一日三餐，当然，那年月多数时间是瓜菜代，打牙祭的时间不多。最使人头痛的是，下雨天排队打饭时，头上落雨，脚下踩泥，但却秩序井然。李老虽为总部领导且年事已高，仍然和我们一道排队，从不特殊。 　　总部的工作是十分繁忙的，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真是千头万绪。一忽儿中央和省上催进度，一忽儿大坝工地缺材料，一忽儿有民工负伤需要治疗，虽然如此，大家都能人尽其职，办事效率极高。别看堂堂武引总部，当时连一部汽车都没有，哪怕是破旧车，去江油、绵阳办事只有搭班车（媾班车极少），到北城乡或其它工地只有步行。记得我们去北城检钻探队送喜报时，李老和我们一道翻山越岭二十多里直走得满头大汗，事情办完后，只在北城的工地吃了一顿红薯稀饭又赓即返回。 　　最为艰苦的是从北城引水大坝到梓潼潼江边的主干渠勘测工作。按当时规划，这是武引重点工程，总部全力以赴。当时正值1970年冬季，勘测队二十余人由梓潼来的甘书记带领，历时月余完成任务。测绘现场是无路可走，为清除荆棘杂草，还专门请了四个民工，由江油从区上抽来一位姓毛的区长负责组成开路组。只见他们在深草丛中、在陡坡乱石中挥刀执斧以杀出一条测绘的路，队里的人都叫他们开路先锋。是的，没有他们开路，后面看仪器的、执标杆的、绘图的、打旗的、打桩的、画标记的都无法进行。测绘中，雨雪交加的天气常常伴随着大家，忍饥挨饿的日子也司空见惯，但无一人有怨言，始终保持着饱满的工作热情。负责主干渠总设计的余工（地区水电局工程师）还多次带病到测绘现场指导。 　　在总部工作的人根本无补贴可言，只是野外作业或到江油的其它地方每天补助两角钱，其它一无所得，至于“奖金”二字连想都不敢去想，因为那正是文革时期所要批倒批臭的。在我的记忆中，去武引总部一年多没有办过一次宴席，哪怕最简单的团聚都没搞过，因为吃吃喝喝在当时是不符合“节约闹革命”的原则。但李老他们还是想方设法尽可能改善大家的伙食，当然是非常有限的。至于文娱活动，就只有打扑克或跑三里多路到长钢四分厂工地看坝坝电影。对此，李老经常教育我们要克服困难，并讲他战争年代在皮旅（皮定均旅长）的故事。就是这样一位长者、一位老革命，在自身处境十分困难且工作生活环境又如此恶劣的情况下，仍然保持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，他的精神当时也成为人们努力工作的一种动力。 　　据我所知，文革时期总部组织勘测绘制的武引规划蓝图，受到中央和省上的首肯，当时的水电部长钱正英曾亲临绵阳实地视察，并表彰了武引总部的工作。只是后来由于文革的斗批改闹得很凶，总部的干部陆续被县上招回，之后，随着文革形势激烈动荡，武引总指挥部自然也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了。（摘自《绵阳晚报》2002.5.15 姚光普）